蒙古族游牧文化

  勤劳智慧的蒙古民族,在辽阔的蒙古高原上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长期的游牧生产中,游牧蒙古人领悟到大自然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赖以生存的摇篮,人与自然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使“游牧”从形而下的生存需求上升到了形而上的精神文化。生态智慧贯穿、凝炼于蒙古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艺术、伦理道德、美学与哲学、法规与律令等诸多方面。蒙古族游牧文化始终执着地表达着一个古老而新鲜的主题———人与自然的和谐。

一、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形成
     

  就游牧文化而言,它与农耕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农耕文化提倡改造自然,本质上是人通过和自然的斗争而生存、生活。游牧文化则崇拜、依赖、适应大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因为完美的自然环境是畜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基本资源,游牧业有和自然相适应的固有机制,游牧民族有和自然相适应的固有观念。游牧文化是在游牧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游牧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风俗、习惯等具体要素。勤劳智慧的蒙古民族是游牧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游牧文化的典型代表。蒙古高原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脉,北界萨彦岭、肯特山、雅布洛诺夫山脉,南到阴山山脉。大部为古老台地,仅西北部多山地,东南部为广阔的戈壁,中部和东部为大片丘陵。气候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半干旱、干旱类型,降水稀少、冬季漫长寒冷,且常有暴风雪,夏季短暂干热,气温的年较差和日较差都很大,多风沙、富日照。植被类型是多年生、旱生低温草本植物占优势。蒙古高原的地理环境适合狩猎和游牧,孕育了匈奴、东胡、乌桓、鲜卑、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是游牧文化的摇篮。13世纪,蒙古民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结束了蒙古高原数千年民族、部族纷争的历史,同时也继承、汇聚、整合和发展了历代草原民族的文化,并积极吸收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等文化,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蒙古族游牧文化。

二、蒙古族游牧文化“逐水草迁徙”、“黑车白帐”的生产生活方式
     

  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总是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并且会形成一整套与自然环境紧密相连的生产、生活习俗。蒙古族从事的游牧业,在中国史书上被描绘成“逐水草迁徙”、“黑车白帐”,看似无规律的游荡生活,其实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牧草资源又不破坏和使其退化的生产、生活方式。

  (一)“逐水草迁徙”的生产方式
    “逐水草迁徙”的生产方式是一种人类对自然对象性关系的适应,以天然草地放牧,遵循畜群性及季节规律,把畜牧业的发展限制在自然承能力之内,最大限度地利用牧草资源又不使其破坏。季节营地的划分是游牧业最明显的特。营地指集中放牧牲畜的地方,是牧人对牧场惯称。可以分为四季营地、三季营地以及两季地。三季营地一般将牧场划分为冬春营地、夏地以及秋营地,除上述形式,也有夏秋为一季牧的情况。冬营地不但要求植物枝叶保存良好,盖度大,植株高,还要求不易被雪埋;春季草场求萌发早;夏季草场要求生长快,种类多,草质软;秋季的牧草要求多汁、干枯较晚,结实丰富。每一季营地驻牧期间,牧人还要根据草场与牲状况,做多次迁移。游牧民每年移动的轨迹大游牧圈。大游牧圈形成的原因与水源有无、场优劣以及去年迁移中畜群留下来的粪便都有。游牧民以牲畜粪便作燃料,放牧地当年的牛浊湿不能利用,所烧的牛粪是前一年留下的,经水洗、风干,自然发酵后,有机养分已随雨渗透土壤中。这就要求游牧路线一般不轻易改变,年基本都一样。13世纪中期西方传教士加宾尼其撰写的《蒙古史》中就注意到蒙古人:“用牛粪马粪烧火来煮食物,皇帝和贵族与其他人一样,以牛、马粪烧火取暖。”草原上树木很少,生在这里的人们一般都将牛粪、马粪等作为燃料,草原环境的破坏程度很小。
    游牧空间的习惯。在《蒙古史》中曾经有这样记载“各部落各有其地段,有界限之……”。逐草而居虽然是蒙古民族的基本游牧方式,但这不意味着游牧区域具有绝对随意性,各地区的场大体划分区域,成为固定的部族或部落放牧所,蒙古民族的季节迁移、转换营地基本限于在定的区域内进行,以一个区域为基本核心构成牧空间,是草原上通行的习惯。
     “走敖特尔”。意为“移场放牧”,俗称“走敖尔”。走“敖特尔”实际上是跨圈移动。在水草足或遇到自然灾害时,需要走敖特尔”来解决畜的缺水缺草问题。冬营地的灾害主要是“黑”二灾,无雪导致吃水困难,多雪覆盖则导致牲吃草困难。“走敖特尔”既能做到在灾年使牧畜安全度过,又能有效地使草场休养生息。
     在蒙古高原生态环境下,游牧式的生产方式既是适应自然的结果,更是主动保护草原的选择。是一种投入少、效益大的有效措施。迁徙本身是一种建设,是协调人、自然与牲畜三者关系的自然法则。游牧就是为了减轻草原人为压力的一种文化生态样式,它确保了牧草和水源的生生不息,蒙古族的游牧方式表现出了浓厚的生态气息。
  (二)“黑车白帐”的生活方式
     蒙古民族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具有适应游牧的动态生活方式。在服饰上,蒙古族服饰具有浓厚的草原风格和适合游牧生活的基本款式。它主要由首饰、袍子、腰带和靴子四部分组成,是丰富多彩的生态艺术。蒙古袍是最实用、最具“生态”特征的:肥大的下摆一直垂到靴子,冬天防寒护膝,夏天防蚊虫叮咬、遮暴晒。宽松的上身部位,穿着时与身体分离,形成封闭的“小气候”。腰带系的宽而紧,使得牧民骑在马上,能始终保持腰部的稳定垂直,减少腰部的疲劳。行可当衣,卧可作被。
     在饮食上,更可看出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创造力,食物构成大体可分成两大类,即乌兰依德根(肉食)与查干依德根(奶食)。肉食多以煮食为主,春夏季肉食丰富,便将剩余的生肉割成细条、撒上盐、放在通风处晾干;也有人再把干肉磨成肉粉。吃不完的奶乳品分离成奶和油。奶经加工制成奶干、奶豆腐,奶酪等干制食品。这样不但减小体积,而且不易变质,便于携带和保存。


     在居所上,蒙古游牧民族的居室蒙古包,早在匈奴时期就已发明并广泛使用。《黑鞑事略》曰:“其居穹庐,无城壁栋宇,迁就水草无常……得水则止,谓之定营。”它由木骨架和外覆毡片组成,冬暖夏凉,抗风御雪,建造和搬迁都很方便,是适应游牧生产生活的一大创造。蒙古包是人类长久性住宅建筑中用材最少、建筑方式对自然破坏性最小的建筑,非常有利于保护草原植被。  蒙古包是蒙古民族传统的住房,又称毡帐、帐幕、毡包等。蒙古称格儿。游牧民族为适当游牧生活而创造的这种居所,易于拆装、便于游牧。自匈奴时代起就已出现,一直沿用至今。蒙古包呈圆形,四周侧壁分成数块,每块高130—160厘米、长230厘米左右,用条木编成网状,几块连接,围成圆形,长盖伞骨状圆顶,与侧壁连接。帐顶及四壁覆盖或围毛毡,用绳索固定。蒙古包为北方游牧民族创造并发展至今日,其外部结构由顶杆(乌尼)、围壁(哈那)、天窗(陶脑)、门等几部分构成,外覆毛毡,以绳挽缚。陶脑,为蒙古包天窗,是光线照入及室内外空气交换的通道。其尺寸,决定着蒙古包的大小。乌尼,是蒙古包顶部的主要组成构建,相当檩、椽,起着支撑的作用。它的数目和长短,因蒙古包的大小而定。哈那,是蒙古包的墙壁,用生驼皮或牛皮条做钉,把许多根柳木条编排成交叉式围墙。15个头的哈那是把长短不同的30根木条编排在一起,抻开后像一块交叉式图案装饰的圆形围墙。哈那的高低,依蒙古包的大小而定。哈那可以展开,还可以折叠,便于搬迁。门,一般有两种,一扇门和两扇门,由门框、门扇、门槛、门楣组成。门框与哈那的高度相等。围毡,一般用羊毛擀制而成,分作围毡、顶毡和天窗盖毡。五片哈那的蒙古包,一般用四块毛毡围合,毛毡宽度约四尺五寸,顶毡按包顶弧度剪裁。天窗盖毡呈正方形,白天掀开一半,以陶脑横木为限,晚间盖住。擀毡工艺起源于十二、三世纪的蒙古族先民游牧生产生活中, 羊毛是蒙古游牧民族的主要畜产品之一。早在800多年前蒙古人就利用羊毛制作各种生活必需品,毡子便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在几百年的漫长岁月中,特别是乌拉特部落西迁至阴山南北的草原上后,由于地里环境的关系,他们在生产毡子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地域特色的制毡工艺和风俗习惯。一直延续至今。由于擀毡活动群众参与广泛,民族文化气息浓厚,民族风俗习惯明显,寓工于乐,既是一个生产过程也是一个文化活动。特色鲜明,具有较深的文化内涵。系绳,蒙古包的系绳以马鬃或驼毛制成,其中四根大扁绳,用一根固定哈那,另三根用来压系围毡,还有若干条圆绳用以压系顶毡和天窗盖毡。蒙古族绳艺文化我国境内分布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主要分布于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蒙古族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蒙古族千百年来以游牧为生计,以迁徙为活动范畴。在游牧和迁徙活动中绳索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生产工具。每个蒙古人的生活如骑马、放羊、放驼、放牛、吃水、都离不开绳索,可以说绳是蒙古族第二生命。蒙古族主要以游牧生活为基础,所以在千百年的游牧生活中,创造出了灿烂的绳艺文化。蒙古族绳索不仅数量繁多,工艺精湛,而且使用分工非常精细。蒙古族不论男女,老少都会搓绳,而且每个人,每个牲畜都有专用绳索。蒙古人对绳索特别爱护、春、夏、秋、冬都用不同的绳索。


     蒙古族被誉为马背民族,首先,马无疑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马具的制作技术,伴随着“马背民族”自远古一直走到今天。马具制作手工艺人制作的马具,其制作技术精良、用料考究、装饰华丽、使用舒适与其它民族和地区的马鞍具相比有突出的特点。如,鞍桥是用科尔沁沙地百年以上树龄的干柳木或榆木的根结部分制成,美观耐用。马在蒙古族的生活中,在民族的成长发展中的确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从古至今和布克赛尔县土尔扈特蒙古族对马都有着特殊的感情。由此,就自然而然地在蒙古民族生活中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马具装饰用品。马具是反映蒙古族传统文化特色的典型。也可以说“马具”是最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生活用具。 蒙古马鞍由以下制品组成:1、鞍桥 2、前鞍鞘 3、前皮捎绳 4、夹垫 5、鞦 6、吊镫皮条 7、镫 8、带卡子 9、揳 10、肚带 11、鞍垫 12、鞍泡钉 13、后鞍鞒 14、银泡子(鞍饰)15、鞍板 16、鞍屉、鞍鞯 17、后皮捎绳 18、马鞍扯肚等。鞍木、光鞍子以下四个部分组成:1、鞍板 2、前鞍鞒 3、后鞍鞒 4、接缝等。马笼头、马鞭、褡裢马具用鬃毛、皮革、帆布、玉石以及金属等制作。它的制作涉及木工工具、铁匠工具、皮匠工具、刺绣工具等多种工具。其次,勒勒车则更是蒙古高原上一种历史悠久的独特的交通工具,游牧先民们都曾使用过它。勒勒车多以桦木或榆木加工制成,结构简单、结实耐用、易于制造和修理。勒勒车轻便宜驾,适宜在草原、雪地、沼泽、沙滩上行走,而且载重量大,牧已经成为游牧民“游动的家”。勒勒车由车架子、车轮和轴鞍构成,多采用桦木和榆木等质地坚硬的木材。车架子的组成是两根辕木、九根横撑、八根竖撑和两根车厢盖。车轮部分,由一根轴、两个车毂、三十六根车辐条和十二根车辋构成。勒勒车有两个轴鞍,连接车架子和车轮。勒勒车的车辕木、车厢盖和轴鞍,要凿出相关的竖卯眼;车辕木还要凿横卯眼。横撑和竖撑开出相应的榫头,连接车架子。车轴的两头削细削圆,里粗外细,两头凿轴辖孔。每个车毂的正中打通轴孔,也是里粗外细;周围凿出十八个车辐卯眼;卯眼在车毂的正中以里,垂直又略向外倾斜。车辐条的根部做无肩榫,头部开单肩榫,两段的榫头呈九十度角。勒勒车的每个车辋,用弯木作成,开凿与车辐条榫相适应的三个卯眼;两头作成相互适应的开口卯和双肩榫头。车辐条的根部打进轮毂的卯眼里,拉好头部的榫肩,安装上车辋。车轮上到车轴上,与车架子上的轴鞍连接起来,勒勒车的制作基本结束。制作勒勒车,只用锛子、斧子、凿子和锯等简单的木工工具,技术工艺简单易学。但是,在勒勒车制作的技艺里,还蕴涵着许多科学道理,体现了蒙古族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除此之外,骆驼曾经也是最有效的交通工具,为当地蒙古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蒙古族驼具制作工艺是一项具有系统制作理念和技巧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能,驼具是人类驯化、役使骆驼的产物,来源于驼产地居民驯驼、牧驼、控驼、乘驼、育驼、护驼、祭驼等朴实的生产、生活需要,简洁实用是其最大的特点。使役骆驼,需具备相应的驼具。驼具不同于其它畜用器具,是独具一格的。驼具主要分为绳类和鞍类。绳类包括笼头、缰绳、驼绊;其中笼头又包括公驼笼头、驼羔笼头、骑驼笼头、母驼系绳;缰绳又包括驯驼绳、套驼绳、骑驼绳、大绳、蹄绳、拴绳。鞍类分为骑鞍和驮鞍两类。驼具中还包括鼻棍、驼铃、驼印用具、阉驼用具、驼褡裢等。驼具大多就地取材,以皮毛、红柳、手工毛毡、牛羊角等原料制成。

  总之,蒙古族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最大特点是讲求实用,力求做到“取之有道,用之有度”,有限度的向自然索取是维护草原生态平衡的前提。

三、蒙古族游牧文化中“天父地母”、“禁草生而锄地”的宗教信仰和法律意识
 

 (一)“天父地母”宗教信仰中的生态理念
     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宗教主要包括萨满教和喇嘛教。萨满教的万物有灵论和佛教的生态观深刻地影响着蒙古族传统的生态理念。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萨满是通古斯语,原意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萨满教一开始是多神教,崇拜多种自然神灵(天地神、山水神、风雨雷火等自然诸现象的神灵、各种动植物之神等)和祖先神灵。后来逐渐形成主神教,把天作为主宰一切的、决定命运的至高无上的神。在萨满教的自然神系统中,天地神占重要地位。天神腾格里,即“长生天”,主宰一切,是蒙古人的最高神灵,掌管人世间的万事万物。地神“额土根额克”养育一切生物,掌握万物生长。蒙古人把天比做生身之父,把地比作养身之母,于是产生了“天父地母”说,有了敬天地之俗。“天父地母”是蒙古人对自然和自身认识的和谐理念。有了萨满教的“万物有灵”论,大自然被萨满教赋予灵性,被重构,再生,超越原有纯粹自然的属性,被神格化和人格化。蒙古民族的生态理念正是在这样的宗教信仰中孕育成长起来的,经过千百年的潜移默化,积淀为一种生态保护的遗传基因。
     13世纪元朝开始,蒙古上层改信藏传佛教中的萨迎派(红教),但广大牧民仍信奉萨满教。到16世纪70年代,阿勒坦汗引入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俗称喇嘛教),并由土默特蒙古部落传遍整个蒙古地区。喇嘛教在蒙古游牧社会中流行,是因为喇嘛教的某些教义与主张迎合了蒙古游牧民的心理。由于萨满教宣扬万物有灵、灵魂不灭,大封建主死后,要用人畜殉葬,滥杀牲畜来供奉死者的灵魂,对畜牧业发展不利。黄教反对杀生祭祀活动,从而获得了蒙古牧民的好感,为古代蒙古族游牧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在蒙古的喇嘛教体系中,所反映出来的因果法则、慈悲心怀、地关系中的一种生态哲学,此种宗教观在维持自然的生态平衡方面起到一定的积 极作用。

(二)“禁草生而锄地”法律中的环境意识
    

   蒙古族不仅利用宗教的、习俗的手段对大自然加以保护,而且还通过立法的形式保护自然生态。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札撒》其中的部分内容开启了蒙古人生态观念向法制化过渡的先河。随后的各代皇帝或部落首领遵照这个传统,把生态保护内容进一步扩充或更加具体化。元代的一些与此有关的法律法规(《至元条格》、《通制条格》、《元典章》、《元史》中的相关部分等)、《阿勒坦汗法典》、《喀尔喀七旗法典》、《卫拉特法典》、《喀尔咯吉如姆》、《阿拉善蒙古律则》等一系列法典,其中都有保护畜群、保护草原森林资源,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等内容,基本确立了符合自己文化、习俗传统的法律体系,为古代蒙古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
     约孙时期的习惯法传承古老习俗规定:“禁草生而锄地”;“禁遗火而燎荒,违者诛其家”。《大扎撒》规定:“禁浸溺于於水中,或藏匿灰烬之上。”在灰烬上溺尿,尤其在新灰、热灰上溺尿,容易迸发火星,在无遮挡、风大的大草原上很容易引发草原荒火。“春夏两季人们不可以在白昼入水,或者在河中洗手,或者用金银器皿汲水,也不得在原野上晒洗过的衣服……”这条规定主要是节约水,杜绝浪费。一般情况下,人畜饮水尚不足,如果在饮用水中溺尿,污染了水源,容易使人畜得病。元朝统一中国前,蒙哥汗下令:“正月至六月尽怀羔野物勿杀。”元朝《刑法志》规定:“诸每月朔望二弦,凡有生之物,杀者禁之。诸郡县正月五月,各禁杀十日,其饥馑去处,自朔日为始,禁杀三日。”元朝忽必烈皇帝下令规定了禁猎区和禁猎种类。禁止捕杀野猪、鹿、獐等动物,保护天鹅、野鸭、鹘、鹤、鹧鸪、鹰、秃鹫等飞禽。几乎所有元代统治者都下达过保护野生动物的法令。
     1251年,蒙哥汗登基之时,就颁诏天下:“不要让各种各样的生灵和非生灵遭受苦难。对骑用或驮用家畜,不许用骑行、重荷、绊脚绳和打猎使它们疲惫不堪,不要使那些按照公正的法典可以用作食物的(牲畜)流血,要让有羽毛的或四条腿的、水里游的或草上(生活)的禽兽免受猎人  在中国王朝史上,帝王登基都有释放囚犯以示仁慈的惯例,但对自然之物如此的情感关怀却实为罕见,这部诏书可称为世界第一部生态保护宣言。充分反映了游牧文化独特的传统和价值观,从中我们看到,游牧人是大自然的骄子,游牧人与自然始终保持了天然的和谐关系。
     如果说宗教信仰源于人的心灵,是自觉、自律的行为,而这些成文法规法典是强制、他律的,和游牧民族传统习惯法一起,约束、规范人们的行为,把自然保护意识上升为游牧人的民族意识。生态保护和环境安全意识成为游牧民族的民族意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核心价值观。


四、蒙古族游牧文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情感化表达
    

   以蒙古族的《江格尔》为代表的众多英雄史诗、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格言谚语和历史文学巨著《蒙古秘史》等历史文献,浩如烟海的蒙古民歌等都有丰富的人与草原和谐共存的内容。特别最集中的体现在蒙古民歌中,蒙古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得到了情感化的表达。
     谚语是民间流传的至理名言,是语言的精华和世界文化的瑰宝之一。民间谚语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其内容几乎囊括了蒙古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早在元代忽必烈时,谚语就十分盛行,当时被称为是忽必烈时代的语言文化的精华和瑰宝。民间流传的谚语很多,其中有反映生产劳动和科学知识的,有反映宗教习俗的,有说明事理的,有启迪教诲和讽谕劝戒等等。谚语作为人类主要交际工具的语言,他的生产、使用、发展、演变,都紧紧地依附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因此,对于语言的深入观察与研究,不但可以了解语言本身,还能够洞察到语言所从属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念、智慧与经验的结晶以及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
     蒙古民歌的代表是蒙古长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11月25日在巴黎总部宣布了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蒙古长调荣列榜中,体现了其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不可估量的艺术性及世界性的价值。蒙古语称蒙古族长调为“乌日图道”,意即长歌,它的特点为字少腔长、高亢悠远、舒缓自由,宜于叙事,又长于抒情;歌词一般为上、下各两句,内容绝大多数是描写草原、骏马、骆驼、牛羊、蓝天、白云、江河、湖泊等。蒙古族长调以鲜明的游牧文化特征和独特的演唱形式讲述着蒙古民族对历史文化、人文习俗、道德、哲学和艺术的感悟,所以被称为“草原音乐活化石”。
     蒙古族长调民歌与草原、与蒙古民族游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承载着蒙古民族的历史,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产物,是对人们保护自然意识的一种唤醒,是蒙古民族生产生活和精神性格的标志性展示。长调让心灵回归自然。我国著名音乐理论家赵宋光认为,蒙古族长调最大的魅力在于,他是离自然最近的一种音乐,或者说他本身就是一幅美丽的自然画卷。蒙古长调是游牧文化的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是一种最具有鲜明的游牧文化特征的,它把蒙古民族的智慧及其心灵深处的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十三首阿尔泰之歌》中,牧人主动提出保卫阿尔泰的誓言:吉祥安康的阿尔泰山啊/所有宝物、资源供牧人享用/辽阔无边的美丽壮观/富饶的阿尔泰山啊/牧人永远保护您年第卷第期安康。如《慈祥的杭盖山》:宽广的杭盖山/生长着黄、红色的花朵/花朵长满了河岸/多么美好/凉爽的森林中/生长着枝叶繁盛的山丹树/随着微风摇动/多么美好/山峰脚下流淌清凉的水/给各种动物带来了福音/多么美好。
     在长调民歌中人与自然融为一体,长调民歌那种让人荡气回肠,似乎歌者本人已经彻底融化到蓝天白云、茫茫草原之中的辽远意境,体现着崇尚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蒙古族游牧文化饱含着对自然的感悟与智慧,是热爱自然的文化,是保护自然的文化,是合理利用自然的文化,是绿色生态文化。蒙古族游牧文化中物我相融的自然精神,人与自然和谐成为永恒的主题,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蒙哥于1251年登上蒙古大汗宝座时,在发布的登基诏书中说:“要让有羽毛的或四条腿的,水里游的或草原上生活的各种禽兽免受猎人的箭和套锁的威胁,自由自在地飞翔或遨游;要让大地不为桩子和马蹄的敲打所骚扰,流水不为肮脏不洁之物所玷污。” 这样的言辞,充分体现了蒙古民族热爱自由、敬天顺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

(转自:乌胡日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0578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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